皇帝見識過歐洲燧發槍,爲何還讓清軍裝備火繩槍,看文物就懂了
作者|冷研作者團隊-明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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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清軍爲何沒有大規模裝備燧發槍,不只是現代的歷史愛好者,對於當時的西方來訪者,這也是一個令他們感到奇怪的問題。在提出觀點的西方來訪者,最具說服力的,是來自乾隆年間到訪清朝的馬嘎爾尼使團。
他們在與曾參與遠征廓爾喀的通州協副將王文雄接觸中,得出結論,即當時清朝所獲得燧石質量不佳,導致製作的燧發槍點火效率劣於火繩槍,進而影響了燧發槍普及。
有趣的是,馬嘎爾尼還記載了在當時清軍各省的庫存中,其實是有少量的燧發槍,這倒也印證他的觀點,清軍不是沒有接觸過燧發槍,而是在接觸過燧發槍後,因爲坑爹的燧石,還是選擇了更可靠的火繩槍。
不過老實說,馬嘎爾尼使團的這個說法很難說就有多靠譜。畢竟以整個清朝範圍來說燧石礦並不是多麼罕見的東西,如果清軍真的有裝備燧發槍的需求,不大可能真就連一處合格的燧石礦都找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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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竟,如對火藥有巨大需求的明代,作爲火藥原材料之一的硫磺,國內產地就遠在四川和日本,而缺乏硝石礦的日本,也是從中國和遙遠的暹羅進口。
因此只有有需求,產地在哪,哪怕對當時的人們來說也並不是問題。況且在中國北方,清代從上至下普遍使用需要燧石打火的火鐮,如果真沒有合格的燧石,那麼火鐮的流行就有點奇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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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這裡,探討燧發槍爲何沒有普及清軍,與其糾結於燧發槍的優劣是否適合清軍使用,不如跳出燧發槍本身,從另一個視角,即清軍本身所使用的單兵火器發展,來重新審視清軍和燧發槍爲何失之交臂。
排除皇室和上層貴族所用的火槍發展,從清初到清中期,清軍對於火槍的主流需求,首先是對各省的單兵火器進行更迭,比如江南地區“其陸路各營,有設三眼銃及長槍者,應將三眼銃改爲鳥槍兵,長槍改爲藤牌兵”。
其次就是增加鳥槍在軍隊中的裝配數量,尤其是在關隘和“沿邊沿海省份”,裝備的鳥槍數量要達到“每兵千名, 設鳥槍四百杆”。其中像福建這種戰略位置重要,且民變頻發的沿海省份,更是“定例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杆外再增鳥槍百杆”。
換言之,清朝火繩槍發展的第一大趨勢,便是在軍隊中裝備量的不斷增加,而且考慮到像廣東、福建這樣的“沿海沿邊省份”,鳥槍裝配率還是隻達到50%,對比歐洲17世紀火繩槍在軍隊中的佔比,火繩槍這種“軍營利器”,在清軍中的裝配率依然有着較大的上升空間。
那麼一個新的問題來了,衆所周知,當一個製造行業將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跑量上時,這一產品在“質量”的層面,往往就會成了次要的考慮對象,那麼清代的火繩槍發展是否也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呢?很不幸,這個答案是不僅出現了,而且還很嚴重。
從今天傳世的清代火繩槍實物與畫像來看,相比於16、17世紀歐洲生產的火繩槍,清軍兵丁所裝備的火繩槍已經出現了極大簡化。其中最軍隊中裝配最多的“線槍”,便是“不加星斗,牀及槍之半,不內搠杖,牀下無叉而有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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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的“星斗”便是槍上的準星,而“搠杖”則是用以壓實火藥的探條,“叉”則是清代杈子槍在瞄準時用以支撐的槍叉。線槍的裝配不僅在清軍兵丁中相當普遍,到了乾隆朝的紫光閣功臣像中,就連許多武將所使用的鳥槍也屬於這一類。
沒有準星的線槍雖然的確離譜,但考慮到清代文人評價同時期燧發槍的“惟自來火槍,發雖便捷,而中的終不及火繩之準”,似乎當時的清軍已經找到了新的瞄準方式,這裡就先按下不表。以線槍爲首,清代火繩槍在本期最值得關注的,其實還是它們的槍機。
清代尤其是從乾隆朝中後期開始,火繩槍槍機制作相比於17世紀歐洲的火繩槍不僅出現了極大的簡化,甚至可以說是製作極爲簡陋。部分清代的火繩槍槍機不僅爲製作方便,而將核心結構外置到木質結構外,甚至扣發結構也簡化爲粗糙的鐵條,就連預防引藥被風吹走和避免走火的火藥蓋也被省去。
這種結構雖然大大降低了造價和工時,但在實際使用中,不僅火槍走火的風險大大增加,被點燃的引藥飛濺傷害使用者的可能性也會增加。
當然,清軍的偷手實際上已不止在火繩槍本身,諸如火繩一類,也同樣有許多偷工減料的搞法,比如乾隆年間就發現“火繩一項,甘省系用紙張製造”,相對於當時用麻繩製作的火繩,“紙張”做的火繩“ 藥多則過火迅速, 藥少則又難點引, 且不耐雨水潮溼”。
到這裡,燧發槍爲何沒有引起清軍的重視也就很好解釋,畢竟清朝當時單兵火器的發展主流方向,是進一步增加火槍在軍隊中的使用佔比,而非是爲軍隊裝配更好的火器。
甚至可以說,在通過組建更多的火繩槍兵獲得更強火力優勢面前,火槍的精準度、安全性、射速等等都不在清朝軍隊的普遍考慮範疇之中,故而從皇室到將領們,都不會去考慮火繩槍的具體設計和製作的質量,自然也不會去考慮裝備更加先進的燧發槍。
最後,還有一個小問題,那就是在乾隆朝的“十全武功”中,清軍也遭遇過使用燧發槍的敵人。甚至在清緬戰爭中,清軍還因緬甸西方教官訓練的火槍兵大吃苦頭,那麼這些有沒有引起清軍的注意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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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嘛,應該說這些戰事還是引起了清軍的足夠重視,不過由於當時的緬甸軍隊,和當年明朝在朝鮮遭遇的日軍一樣,在火炮和騎兵方面都較爲羸弱,尤其是在騎兵方面,當時已說不上有多精銳的八旗騎兵,卻以“彩甲騎兵”之名,給緬甸軍隊留下了巨大心理陰影。
在此基礎上,清朝即使到嘉慶、道光朝,此時火槍已經大行其道的背景下,卻依然強調“清語騎射,爲滿洲根本,人所應習”。清朝君主將強化騎射一直視爲當務之急的政策,很難說不是將這一戰術,視爲對抗火槍步兵的有效戰術。
以至於當僧格林沁率領的清軍在八里橋與英法聯軍遭遇時,僧格林沁率先派出迎戰的,也是秉持着古老戰術的蒙古馬隊。但可惜的是,這一次清軍將不得不用最慘烈的方式,領悟到自己過去的發展究竟錯在了哪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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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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